年，我所在的地市，发生过一起“天然密室杀人案。”

凶手专门挑秋季下手。因为那时玉米成熟，玉米杆长得像小树一样高，被抓进去的女人们无论如何奔跑、挣扎，都无法逃出。

那段时间，当地人都在互相猜忌，因为能这么熟悉玉米地的，一定就是本地人，隐藏着身份伺机作案。

这种恐惧的心理，笼罩了那里十多年。

1

这是我刚做法医的第一个月，接到的第一起命案。

在车上，身边放着银光闪闪的箱子，我难掩心中的激动，想象自己是一位持刀的战士，在奔赴战场。

一旁的余法医是我的师父，四十出头，国字脸上两条浓眉。他拈着烟，脸色阴沉，一路沉默。看到他，我察觉事情严重，刚才的胡思乱想全没了。

刚走下警车，余法医便被面色凝重的民警围住。派出所副所长凑近介绍，死者丈夫在旁边，村主任领着村干部也在，镇上的领导和公安局的领导也正赶来。

余法医很不高兴，皱紧了眉头悄悄和我说，人多了只会添乱。

民警领我们穿过警戒带，证据与痕迹慢慢展开在土路上，七零八落——

路边的大梁自行车，车筐扭曲变形，像一张歪斜的大嘴。路南侧的排水沟一片狼藉，几棵歪倒的玉米和杂草，夹杂许多凌乱的脚印。一旁散落着十本杂志、一捆芹菜、几个西红柿。

插画师根据真实情景还原

跨过一条排水沟，我们走进玉米地。

玉米叶抽打胳膊，又痒又疼。大约五十多米后，眼前出现一片压倒的玉米杆，一具女尸仰面躺在那里。

她几乎一丝不挂，只是脖子上缠着些衣物，脚上穿着肉色的尼龙袜。

她已人到中年，脸色苍白，眼角布满皱纹，身形略显臃肿。离她南侧三米，在一小截残留的麦秸上，有一条白底小花内裤，格外扎眼。

她保持死时的姿势，双臂弯曲向上，摆在头边；双腿叉开，左腿挺直，右腿略弯曲。一件白底紫花衬衣被掀起到，褂角揉搓成一团，塞进口中。口角位置湿了一大块，分不清是水是血。

尸体不远处有一只布鞋，和现场血迹的颜色差不多。

头部半米左右有一条棕色裤子，裤子外翻，沾了不少血迹。裤腰位置有新鲜的撕裂痕迹，还有一条白布腰带，一端有新鲜的割断痕。

余法医蹲下身子，我协助他进行了尸表检验。

死者身上有十七处创口，其中颈部三处，胸腹部九处，腰背部五处，最窄的创口也有2公分。右手有明显的抵抗伤，中指几乎全断，仅靠残留的少量皮肤和手掌相连。

我很快判断出凶器是一把单刃锐器，刃宽至少2.5公分，刃长超过15公分。

后来根据解剖检验，死者死因是失血性休克，多处脏腑被刺穿。

刀刀毙命，凶狠残忍。

2

“老余，你来讲两句吧。”案情分析会上，大队长摆了摆手，会议室顿时安静下来。

余法医眉头紧皱，左手拈起一支烟，右手轻轻抚摸深蓝色的笔记本封面。他翻到折角的那页，写满密密麻麻的文字。他清了清嗓子——

“死者赵玉芬已经告诉了我她的遇害过程。”

就在刚刚，他找来几位同事进行实验，由一位和死者身高接近的女警扮演受害者，不同身高体型的男同事扮演嫌疑人，模拟捅刺。他站在一旁记录，时不时指导几下。

所以现在他说，嫌疑人是一人作案，在一对一的情形下，考虑到死者身体强壮，嫌疑人是青壮年男性的可能性很大，而且应该是体力劳动者。

而结合现场和尸检情况，死者的遇害过程有八个步骤——

厮打：上午十点半左右，赵玉芬骑自行车回家，路过玉米地时，和嫌疑人狭路相逢。嫌疑人欲图不轨，赵玉芬不从。两人在田间小路发生厮打，导致自行车歪倒在路边排水沟，沟里留下了两人凌乱的脚印。

追捅：赵玉芬打不过嫌疑人，转身向村子方向跑了十几米，被嫌疑人迅速追上，从背后捅了一刀。鲜血顺着死者的背部往下淌，滴落在玉米叶上，渐渐浸透了上衣。

扼拖：嫌疑人用胳膊勒住赵玉芬的脖子，把她倒拖进玉米地，并在脖子上留下勒痕。她掉了一只鞋，另一只鞋的脚后跟上有泥土擦蹭的痕迹。

脱衣：嫌疑人用匕首挑开赵玉芬的白布腰带，开始撕扯裤子。她拼命拉住裤子，导致裤腰被扯断。她见难逃魔爪，开始高声呼救。嫌疑人把她的衬衣翻起，将下段塞进她嘴中。

控制：赵玉芬在地上滚动，趴着向远处挣扎，手脚和胸腹部沾了不少泥土，地上的土也因沾了鲜血而变得深润。嫌疑人迅速骑跨在她身上，用匕首猛刺她的胸背部，大量鲜血流淌到地上，形成血泊。

性侵：赵玉芬的力气随着大量失血渐渐变弱了，嫌疑人把她的身体翻过来，进行性侵，并且在她体内留下了生物物证。

刺杀：赵玉芬性子很烈，不断反抗。嫌疑人恼羞成怒，左手狠狠掐住她的颈部，导致颈部月牙状皮下出血；嫌疑人右手持匕首扎向她的颈部和胸腹部，刀刀毙命，赵玉芬渐渐失去了意识。

辱尸：嫌疑人并不解恨，又在赵玉芬的尸体上狠狠踩了一脚。

听完余法医的分析，第一次面对命案的我像是亲眼看见了嫌疑人的作案过程，嫌疑人的一举一动都符合现场和尸检情况。会议室里鸦雀无声，大家不住地点头。

我也是第一次感受到“现场法医”的魅力。从师父身上，我看到了一个好法医的标准：他需要看现场，把尸体和现场结合起来，让尸体开口说话，对命案现场进行还原和重建。

接着余法医又说，根据死者创口的位置和创道走向，嫌疑人与死者身高基本持平，作案时右手持刀。死者身高一米六五，嫌疑人身高不会超过一米七。

这也和痕检技术员对现场足迹分析一致。

我们再次回到村里，用了半个多月，走访排查了那片玉米地周边三千多户居民，所有符合“矮个青壮年男性”特征的人都被重点关照了一遍。那段时间，DNA实验每晚都加班到深夜，人困马乏。

案情没有一点突破，新的奸杀案又发生了。

3

还是在那个九月，离学校不远的玉米地里，一名年轻的女教师在下班途中被奸杀。

玉米地里依然歪倒了一辆自行车。

死者胸背部三刀，身子下的血把干土浸成了血泥，散发着独特的气味。派出所买的四罐灭害灵都喷完了，也不能阻挡蜂拥而至的苍蝇。

我和余法医蹲在密不透风的玉米地里，渐渐闻不到尸臭味，鼻子里全是灭害灵怪异的香，让人头昏脑胀。

连续两起命案，地点相同、时间相近，作案手法相似，并且现场留下几枚脚印显示，此案嫌疑人的鞋不大，似乎也是矮个。

虽然警方压力巨大，不过大家也觉得，如果两起案子能串并案，离破案的日子或许不远了。

很多时候，不怕凶手再出手，就怕再也不出手。

但DNA结果像是一盆冷水，浇在了每一位办案民警的心头——两起案件的嫌疑人并非同一人。

十多天后，我们确定了杀害女教师的嫌疑人，是一名刑满释放人员，曾被关进去三次，这次刚出狱不到两个月又犯下大事。

他鞋码确实不大，可他的个子也不矮。痕检技术员摇着头说，这是个体差异。

该案与赵玉芬案极其相似纯粹是巧合。

此后，赵玉芬案陆陆续续搞了几个月，依然没有实质性进展。破案的希望越来越渺茫，刑警队的工作也渐渐恢复了日常模式。

那时我们都以为，赵玉芬案与女教师案一样，只是独立的个案而已。

直到一年后，年9月的一个晚上八点多，值班室的电话铃声响起，“南王村玉米地里发现一具女尸……”电话那头声音不大，略有些颤抖。

但这个警情立刻在局里炸开了锅，我们又想到了赵玉芬案，两次案发地仅相隔八公里。余法医那天生病，只有我一个法医去了现场。

晚上九点半，我和同事到达玉米地。村支书驱散了村民，吩咐在周围安上五个灯泡。虽然光线略有些发黄，但已经十分明亮。

玉米地里只剩下我们技术科四人和两名派出所民警。各种飞虫聚拢过来，嗡嗡地围着人转。为避免蚊虫叮咬，我穿上密不透风的隔离服，身上很快汗津津的。

那是我作为新法医，第一次整晚都待在野外现场。静谧的玉米地里，蟋蟀阵阵低吟，玉米叶哗哗作响，飞虫撞击在灯泡上，啪啪乱响。

灯泡照着死者李兰英。她五十一岁，身高约一米五五，头面部缠着一条灰色围巾，将双眼蒙住，上身的两件衣服被掀到了胸部上方，胸腹部和下身裸露，右脚踝位置有一件灰白色的短裤。

我一下子头皮发麻，这现场比女教师案更像赵玉芬案。

李兰英身上的伤口比赵玉芬的还多，密密麻麻的，足足有二十多刀。

我判断凶器依旧是单刃锐器。最宽的创口2.5公分，也和一年前赵玉芬的伤口一样。

案情分析会上，余法医让我介绍尸检情况。我照葫芦画瓢，模仿上次余法医的分析，大致还原了死者的遇害过程。

看到大队长鼓励的眼神，我忍不住又说，两起案件的作案过程相似，损伤类型也基本一致，很可能是同一人嫌疑人干的，如果真是这样，可以并案了。

但刚说完我有些忐忑，怕事后余法医嫌我毛躁，在DNA结果没出来之前就乱说。

没想到散会后他拍着我的肩膀说，“法医就应该勇敢说出自己的想法，哪怕错了，只要有理有据就行。”

得到师父的肯定，我顿时觉得心里充满了力量。

几天后，我的判断得到了DNA支持：李兰英和赵玉芬体内的生物物证来自同一人。

一个连环奸杀案的嫌疑人终于出现在我们面前：他隐藏在夏末秋初的青纱帐里，丝毫不避讳作案时间，专挑落单的妇女，善于用刀。

没人知道他的下一次作案是什么时候。

4

一个秋天的夜晚，我和侦查员大韩蹲守在玉米地旁的小路里。汽车的空调坏了，车窗开着，蚊子在我们耳边盘旋。

“快趴下！”大韩低声说，伸出一只手按在我头上。

一个男人从前面的岔路口经过。他走过去后，我和大韩悄悄下车，手里拎着伸缩警棍，远远地跟他身后，进了玉米地深处。

我心里紧张，这就是青纱帐恶魔吗？

赵玉芬和李兰英案后，我们有了嫌疑人的DNA，可那时技术还不成熟，没有数据库，无法比对。

但神出鬼没的青纱帐恶魔已经成了本地人心中的梦魇。玉米地变成了一个恐怖的地方，妇女小孩都不敢单独去，多数村民都结伴而行，很多人还在自行车上放一根木棍。

公安局只能加大防控力度。此后一到秋天，除去年纪大的民警和部分女警，全局数百名警力都撒进了方圆几十公里的玉米地里，在进出玉米地的主要路口倒班。四个人一组，两人车上蹲守，两人步行巡查。

我们技术科也排了班，除了每天留下两人应对日常，其他人都钻进了青纱帐。我和侦查员大韩多数时候都是晚上的一班。

那天晚上，我和大韩跟着那个一闪而过的男人，心到了嗓子眼。当强光手电照在他身上时，他正蹲着身子，手里拿着一沓信封往包里塞。

大韩大吼一声，一个箭步就冲了上去。我紧跟着大韩，眼睛盯紧那人的手，生怕他掏出什么。

那人似乎被我们吓住了，没怎么反抗，就被扑倒在地。

他刚想挣扎着起身，大韩用力把他的胳膊往背后一别，那人就乖乖地不动了。

“大哥，大哥，别杀我，钱都给恁。”那人低着头，不敢看我们，身子抖得厉害，一个劲儿地用本地方言央求，“我木见着你们的脸，恁别杀我，我保证不报警。”

月光下，我和大韩相视一笑，敢情这小伙子把我俩当成了劫匪。我们亮明身份后，那小伙子松了口气，竟瘫坐在地上，呜呜哭了起来。

原来他是一位医药代表，医院，恰好路过玉米地，就悄悄进来分装现金。

青纱帐里我们的蹲守故事还有很多。

在一个中秋夜，我和大韩抓住了一个偷电缆的团伙，顺便捣毁了一个专收赃物的废品收购站。还有一次，我和大韩看到一个女的往玉米地里跑，一男一女在后面追。我们把他们三人请到了公安局，打掉的是一个藏在农村的传销团伙。

又一年，还是那片玉米地，我们围捕了一个持枪杀人犯。上千名警力把那片玉米地围得像铁桶一样，然后逐步缩小包围圈。临近正午，玉米地里响了几枪，之后就再没动静了。

罪犯畏罪自杀的那个地方，离赵玉芬的死亡地点不远，有人甚至偷偷说，是赵玉芬的亡魂帮了我们。

一时之间，容易藏身遁形的青纱帐反而成了治安最好的地带。青纱帐恶魔再也没出现，人间蒸发了一样。

5

年的春天，青纱帐恶魔再次现身一起命案——他的DNA与另一起案子比中了。这说明，嫌疑人在本地至少犯下三起命案。

这是发生在年的玉米地命案，距离年赵玉芬命案二十公里。

不过年我市DNA检验技术刚刚起步，提取和检验水平都不高，那起案子第一时间并没有做DNA。

直到年，公安局引进了新设备，DNA实验室开始梳理积压的旧案。在对当年物证重新检测时，同事发现这个线索，立马告诉了我和余法医。

之前，我对年命案略有耳闻。几次想和余法医谈论，但都没有成功，不知是不是因为他的心结没解开。现在案件有了进展，余法医终于拿出厚厚的案卷，和我说起当年的情况。

年8月的一个下午五点多，有人在自家玉米地发现一具女尸，浑身沾满了血，随即报警。

受害人四十六岁，她家玉米地和报警人家的玉米地仅隔着一条生产路。在那片警灯闪烁的玉米地里，余法医穿过聚集的村民，走到了女尸前。和几年后的两起命案一样，死者也是上衣被掀起，下身赤裸。

在左胸部外侧，一个暗红色的印记吸引了余法医。

印记像一把单刃匕首的形状，长12公分，宽2.5公分。余法医分析，这是生前伤，原因是匕首按压胸部形成了皮下出血。

这说明嫌疑人携带了刀具，但在该案中没有使用刀具行凶，只是用作威胁的工具。和后来两起案子不同，死者身上并没有发现锐器伤，死因是机械性窒息。

强奸方式类似，作案工具有重合，但致死原因不同，现在可以推测：青纱帐恶魔作案手法在进化，从早期的粗陋，到后期的娴熟狠辣。

案卷中记载，年现场周围甚至有多人见到了他——

案发前半小时内，先后有三位村民都看到一个陌生男人。他大约一米七，偏瘦，小平头，上身穿白色短袖衬衣，下身穿灰色短裤，拎着一个白色塑料绳系的网兜。这个男人与受害人擦肩而过，互相并不认识。

此外，案发前一个月内，还有两位妇女分别在玉米地看到过一个变态男人，外貌也与此符合。

7月10日下午两点多，一位妇女正在玉米地里锄草，听到一阵摩托车轰鸣声，就走到地头上查看。她看见一个面生的男人，光着膀子，在地头停下摩托车，东张西望。

突然，男人一下子把裤子褪到脚踝，赤裸身体向她走来。她吓坏了，一边吆喝一边跑。那个男人没追她，提上裤子，骑着摩托车跑了。

二十多天后的中午，另一位妇女走在回家的路上，发现四五十米远有个男人停下了摩托车。

男人堵在路中间，猛地把裤子和内裤褪到了膝盖位置，两只手提着裤子，露出了生殖器，不动也不说话。

这位妇女心跳得厉害，径直转身，抄另一条小路回了家，到家后哇哇大哭了好一阵子才平复心情。

因为年这起凶案，我们对青纱帐恶魔的了解大大进了一步，他的轮廓渐渐清晰起来。

从年到年，每当青纱帐高过人时，我们就把那当成了家。

我们的任务就是蹲守。只要见到有一丝相似的人，哪怕只是发型相同或脸型相似，我们都立刻上前盘问，生怕漏掉大鱼。

我们还请画像专家制作了嫌疑人模拟画像，公安局人手一份。因为破案心切，有段时间无论见到什么人，我们都盯着脸细看。

作为新法医，我经手的第一起命案一直没有结果，让我无法释怀。

余法医同样无比纠结。此后只要新命案发生，他总会提到青纱帐恶魔。

有时在现场，有时在尸检，他会毫无征兆蹦出一句，“也不知道青纱帐恶魔现在在干什么，是不是还活着？”